东风12吨吊车_东风12吨吊车名牌

1.三山岛的苏州三山岛的发展

2.是随车起重机（或叫随车吊）好用还是汽车吊好用？

3.东风号的历史背景

4.货运平板车标准尺寸是多少?

5.汶川地震捐赠统计表

他拥有上亿的资产，排名2005年胡布斯“中国能源富豪榜”21位，是重庆一位充满传奇的财富人物。在人们的想象中，亿万富豪的生活应该充满了奢侈和豪华，而让人吃惊的是他能干所有的农活，却不会贵族运动打高尔夫，甚至承诺要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给社会……

他就是重庆能源大亨薛方全。2005年12月末的一个下午，薛方全接受了笔者的专访，道出了他对财富和人生的独到见解，一个亿万富豪的平民生活渐渐浮出水面。

上篇：退伍兵二万元起家成就亿万财富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薛方全出生在璧山县正兴镇农村，父亲是一个乡镇领导，母亲是农村家庭主妇。薛方全出生不久，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肚子都填不饱。那时，全家人只能吃树皮、草根、观音泥、过米糠。那时，他就想自己长大了，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温饱问题。

1976年，薛方全穿上军装，到河北当铁道兵。他在连队当材料员，文化教员，没直接上工地。后来辗转到天津、吉林、内蒙古等地，条件相当艰苦。他的体魄、毅力都受到极大锻炼。

1980年，薛方全从铁道兵转业。转业后，他代过一学期课，之后进入璧山瓷厂。在该厂期间，他先后当过会计、财务科长、工会主席、厂长。在国营企业他受到全方位的锻炼，有机会跑沿海，见的世面多了，思维发生了变化。他想学习沿海的经验，对瓷厂进行大胆改革，但人们思想比较保守，没有人支持他。

1989年，薛方全自己创业当老板，家人、亲戚都表示反对。但是他性格比较刚强，借了两万五千元，独自创立璧山液化气供应站，开始石油液化气经营，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薛方全之前全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也没有资本去调查。他介入这个行业，主要通过自学，读报纸、看电视，直观判断能赚钱。薛方全想就算不能赚大钱，养活自己和家人是没有问题的。但第一周就赚了60多万，让他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然而，当时不准搞私营企业，要搞就必须挂靠到政府部门下属的企业。这样，企业缺乏自主性，几年后液化气站没多大发展，办到后来几乎接近亏损，想退也退不脱，只能让它自生自灭。最后，薛方全决心取消“红帽子”，另外注册公司。

1996年6月18日，薛方全投资300万元，在璧山注册重庆民生燃气有限公司，从事液化石油气的运输、储存、分装和批发零售服务。他为公司取名为民生燃气，意在 “与民共生存”。

民生先后从新疆、甘肃、陕西、内蒙、河南等省、自治区的国有大型油田，千里迢迢将液化气运抵重庆，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从此才彻底甩掉“红帽子”，走上纯民营发展道路。

在璧山建气站时，只有几个人。当时周围是一片荒山，薛方全在那里租了几间房子，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光着上半身，就穿一个短裤，光着脚板，冒着42度的高温搞基本建设。三九寒天，他带着人到水田里弄稀泥巴。此外，由于当时没有先进的机械，所以吊装液化气罐只有用人工加吊车，光吊装就是整个晚上。当时璧山周边不能满足发展，因白天不准运输液化气，只有晚上运到重庆主城区去卖。即使这样，最多一天仍可以卖出3000瓶。

到1996年，重庆民生燃气有限公司成立后，公司有了20余人，有3部农用车和一个长安双排座，后来有了一辆东风货车。办公室由一楼一底的民房，发展到后来的4栋楼，含厂房。

1997年11月，薛方全抓住机遇，和石柱县官谈妥，顺利签订了“独资开发石柱县民用天然气管道输送工程”合同，该工程长输管线70多公里，总投资达4200万元。一举打破国企垄断格局，首开我国民营企业涉足天然气行业的先河。

随后，薛方全投资石柱天然气工程、利川县天然气工程、黔江县城天然气输供气工程……

2003年9月，薛方全和垫江县政府签订协议，投资近3亿元，建设垫江县朝阳工业园区，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项目。同年11月，民生再与垫江县澄溪镇政府签订合同，依托当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投资7.7亿元，开发23万吨甲醇和15万吨二甲醚项目。

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后，民生已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正在向燃气航母的目标迈进。2004年3月18日，薛方全组建重庆民生燃气集团。民生燃气集团迅速成长为拥有全国最大、功能最全的工民用供燃气输配网络，总资产达5亿元，拥有1200余名员工，年利润6千万元的跨区域民营燃气集团。薛方全也成了令人羡慕的亿万富豪。

中篇：能干所有的农活就是不会高尔夫

生意上的成功让薛方全成了全市闻名的财富人物，但他的生活却远没有生意那风生水起。

“我所有的农活都会做，我不会打高尔夫。” 薛方全的这句话立即终止了笔者关于他是否会有超豪华富豪式生活方式的想象。他说这让他在“同层次”的人里面显得很“特别”，原因是他的生活太平淡了。

每天早晨七点起床，七点半到办公室，半小时看五份报纸，八点钟上网半小时，八点半准时上班，中午下班“只要没应酬，就和员工一起吃饭。”吃完饭再看两份报纸，晚上陪客户吃完饭后，找几个公司的骨干回办公室聊一下工作的进程，晚上十来点钟回到住处，然后给在全国各地的业务部门打一通电话，十二点左右开始睡觉。

薛方全的这种生活方式让他每天只有7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并周而复始。按照这样的规律，他将一半的时间安排在重庆，一些时间放在重庆郊县和项目考察上。

一般人认为一个一年可以赚上亿元人民币的人没有必要过这样紧凑的生活，但薛方全却认为这种生活比起自己曾经的境遇来说已经好多了，没必要把生活搞得奢华。

虽然日程表上找不到打高尔夫的时间，但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休闲仍是不能从生活里抹掉的。于是，薛方全星期一到星期六满负荷的上班，周六、周日抽少许时间回老家看望年势已高父母，顺便享用一下田园间的清新空气，成了薛方全所向往的生活。

他的老家是重庆市璧山县正兴镇卫寺村，薛方全在村里修了一幢房子，年迈的父母可以住在那里安渡晚年。这是一处有花有鱼，种草种菜的房子，一处普通的乡村小楼。

但据薛方全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房子，遗憾的是由于事情太多他在那里很呆一个晚上的时间。

薛方全说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是一个故土情节很重的人。“平时很少有时间回家陪父母。但我有个几十年都没有变的习惯，大年三十中午会回家去吃团年饭，初一早上去老家上坟。”

他认为事情做得再大都不能忘掉根。“小时候想进城，现在想回去过一点乡村生活，那里空气很好，家乡人好。”前几年成渝高速到正兴的乡村公路硬化成水泥路，从重庆到卫寺村的车程变成了四十分钟。

那所“田园小舍”的生活在时间距离上离他越来越近。但是开不完的会和处理不完的事情，让他几乎没有时间光顾这个寓所。后来薛方全认为应当物尽其用，所以每到周末，他安排公司的外地员工到那里度假。薛方全认这样的好地方应当与人分享。

“田园小舍”这种“农家乐”式的愉乐方式与他数亿万资产似乎不太匹配，但这种不并光鲜的生活习惯让他区别于重庆财富金字塔尖的其它人，这同样影响到了他的消费习惯。

薛方全的衣着在富豪行列里绝是“便宜货”，正因为如此，圈子里“有很多人看不起我，穿得差，吃得差。也从来没有戴过好手表。”他听说有人在场所一次就花上十万、戴的手表是几十万后感慨“不知他们捐钱时是否会这样慷慨？”

在薛方全看来，财富只是一个符号，不是应该拿来炫耀的，当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人的快乐也不会因财富的无限增长而翻倍，“一个人有三千万一辈子就用不完，我的利润超出了这个水平。”

所以对于钱他采取一种“和气生财“的态度，劳累而有规律的生活让薛方全的燃气管道铺出了重庆，同时他的时间也随着燃气管道的延升被更多的输送到工作上：每个月数不完的商业活动和会议让人头痛。为了尽量节约时间，一些稍不重要的商业活动他都会推掉，但“老家正兴镇邀请我参加的会我不能推。”

“这是我的家乡，需要我帮忙能做到的我都一定做。”薛方全是个恋旧的情节很重的人，虽然家住重庆，仍心系故土。

下篇：一天打着麻将的人没有资格谈“仇富”

除了平淡的生活，平淡的赚钱外，薛方全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捐钱。

薛方全振兴家乡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捐钱，几年时间里，他先后为家乡的小镇捐款达到四百多万元，这对于一个贫困的小镇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经过笔者核实的数字是：正兴小学捐赠了一百多万元、为农村修路、修建农民新村估计一百多万、向正兴镇政府捐赠数十万、向正兴镇派出所捐赠一台车。

薛方全捐赠的动机也许是基于对财富的理解，在他看来，企业的利润来自于社会，就要回报社会。“你这个公司赚到了很多钱，不应该全部让职工或自己享受了。”他在一个演讲中提到，消灭贫困、消灭饥饿才是企业存在的更高层次的价值。

薛方全认为自已年少时吃“观音土”(黄泥巴)的经历让他悟到了企业这样的道理，“我的职工并不是社会上最需要支持的人，所以捐赠一直是民生燃气的习惯。”

据笔者查证，在2001年到现在的五年时间里，民生燃气一共向社会捐赠了一千四百万元。但由于其捐赠都是通过直接途径送到受资助人的手中，所以慈善机构无法薛方全其纳入慈善榜。

然而薛方全认为，“捐钱应当是不图名利的，做了这些事情觉得心里比较踏实就行了。” 事实上，就在捐出人民币让他觉得“心里踏实”的这段时间，一些事情正在悄然变化。

正兴镇是个不起眼的小镇，但在十年间，却颇出了些“人才”，称得上富豪的也大有人在，只是没有几个像薛方全那样慷慨。在他捐了几百万后，现在镇上几个有头有脸的人都纷纷的出钱出力，修公路、建村小学、敬老院什么的。

薛方全认为“这是最值得欣慰的事情。”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也首次向媒体透露了一个大惊人的决定，“我们会把我的钱都捐给社会，仅给我的子女留下一点可以预防意外的钱。”

他的慷慨在在近几年的经营中也得到了社会的回馈，慈善事业对民生燃气的经营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他带来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和广泛的人脉资源，“凡是我有投资的地方，我的口碑都很好的，我要竞选什么政府方面的职位，都是高票当选。”

这让“成功之后”的薛方全拥有了从重庆到湖北等地在政府、机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很多头衔。这些头衔或轻或重，它们都被都被薛方全统称为“光环”。

他对于“光环”的态度应当是一种典型的“红顶商人”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政治和生意是有机的结合，它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赚钱。我们拥护党的领导，因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生燃气。我没有把赚到的钱拿来高消费的习惯。”

当然，薛方全也同样意识到这些光环是易碎的，“拥有这些光环你需要更小心，一旦哪一天企业不行了，就会‘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薛方全说，主城区老国有企业的一部份人心态是最不平衡的。当年他们在农村打光脚板挑柴、挑煤的时候讥笑他们是“傻农民”，打着光脚板。当然不是针对他一个人，而是对整个农村贫困的现状。

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开始朝市场化发展，分配更加公平。这部份人当中没有进取心的，他们并不去自己如何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把心思花在如向国家索要更多上。直到下岗了，也不愿意去奋斗。

薛方权在创业的初期相当的艰苦。他们在崇山峻岭中架设管道，风餐露宿，一般人看来那不是人过的日子。今天的壮大肯定是来之不易的。他相信每个做大的企业可能都不容易。

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企业有钱了，有人开始“仇富”。事实上，他们过得比那些“仇富”的人辛苦，现在他一天工作十五、六小时。每天当薛方全走回家的时候都听得到这里有麻将声、那里有卡拉OK的吆喝声。

薛方全认为，这当中有一批人是吃着低保，打着麻将、早晨睡到很晚起床，这些人没有资格来“仇富”：“他们自己应该想一想，是不是有必要来“仇富”，你自己有没有努力，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

薛方全并不否认企业创造了财富，但他认为他们每年纳税一两千万，然后捐赠和做民心工程，而且所有的项目都没让政府投资，也给当地人带去了便利的生活。

薛方全认为，社会“仇富”心理是我们国家吃大锅饭的历史害了这些人。另外是媒体引导的问题。为什么每个贪官落马后都牵出一个民营企业老板，这样把民营企业的形象弄得很糟糕。好像我们民营企业侵占了国家的资产，这让大部份全法经营的企业蒙羞，也让老百姓产生了误解。

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仇富”的人越少，因为大家都明白也许几个项目操作不当，有钱人也会变得一贫如洗，机会是均等的。政府“放水养鱼”，先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口袋有钱了，税收的事情应该不是难事。“仇富”的现象也会缓解。

三山岛的苏州三山岛的发展

不让六轴车上高速，肯定是势在必行的安全规定了。六轴车是什么样的车啊？就是大货车嘛。分析原因，就是因为大货车载重太大，而且很多司机还超载，上高速行驶速度过快，算一算机械能，质量乘以速度，动能过大，刹车减速停车困难，就不安全了，于是就不让大货车上高速了。我们先想想，究竟有哪些车辆，为什么要安装六轴啊？毕竟人的重量不大，客运从小汽车、轿车、面包车直到大客车，都是四个车轮，就都是两条车轴一前一后。只要载重量不大，车辆就不用装那么多车轮和车轴了。当然，毕竟大客车上乘坐了几十个乘客，后轴就要安装复式车轮，左边两个右边两个，一条后轴上安装四个车轮。增加车轮，就是车辆的自重和载重增大以后，需要分压。一方面就是减轻车辆对路面的单位面积压力，减少压强，以免车辆把路面压坏，车轮陷入坑里无法前进。另一方面，就因为车轮的充气车胎，可承受的压力也相当有限，于是就要增加车轮和车胎，共同分担压力，以免重力压得车轮爆胎无法行驶。前面说了大客车，一条后轴要装4个车轮。习惯上，我们还是说两个后轮，只不过是复式车轮。如果重力继续增加，变成大卡车，两个后轮就不够了，于是就要增加一条后轴，装4个后轮。通常，独立的大货车顶多也是三条车轴，一前两后。即使是50吨的大吊车，也只是4条车轴，4个前轮、4个后轮。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两个前轮、四个后轮的大货车，看起来6个车轮，却不是六轴车。真正的六轴车，就是集装箱牵引车拉着挂车，牵引车一条前轴，两条后轴，挂车后面还有三条后轴，总共1+2+3就是6条车轴了。这样也就说明，集装箱挂车载重相当大了。最先已经说过，重量太大以后，再行驶太快，动能就相当大了，刹车减速停车就相当艰难了，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停车却停不下来，就相当危险了。分析情况，我们不妨看看火车。高铁开通以前，没有动车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可是火车头毕竟功率有限，拉得多了，就跑不快了。客运货运两用的东风内燃机车和韶山电力机车，提速以后牵引客车的时速都超过了180，可是它们牵引货车，就由于货车又重又长，最高时速顶多只有120。一方面是货车重了，火车头跑那么快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就同样是为了停车，为了安全，必须限制速度。站在能量的角度分析，为了安全，就要限制机械能的总量，限制重量与速度的乘积。要保持两个因数乘积不变，就正如60=4X15=5X12=6X10一个因数增大，另一个因数就要减小。这样一来，重量大了，速度就不能那么快了。更关键的，就因为六轴车是长车，转弯、改变运动状态更加困难，对周围的影响也更大；而且六轮车由牵引车和挂车两节组成，保持稳定状态前进也不容易，发生事故的危害也更大。为了安全，高速公路今后就不能再让六轴车行驶了。说说我自己的观点，正如铁路的客运货运分家一样，公路也要分开客车通道、货车通道，可能还要专门为六轴车开辟通道。在国外就发展了公铁通的公路铁路两用车，长长的集装箱挂车，走长途就加上火车行走器，连成列车，用火车头牵引，去到火车站。走短途继续前进，就卸下火车行走器，用汽车牵引，送到门前。毕竟铁路运输成本最低，几十节车厢只要一个火车头来牵引，如果是电气化铁路，还不用消耗燃料，

环保节能减排，真是好处多多。

是随车起重机（或叫随车吊）好用还是汽车吊好用？

从农业经济到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步步艰辛啊

农业经济

三山岛历来以妇女在家种田种桑，男子出外经商的农商经济为主，1969年集体经济，每个生产队有好几个生产队积极响应“农业学大寨”，开山围地造梯田，从浙江引进柑桔，并大量种植，每个生产队的柑桔产量平均50担。1982年社员分红创东山之最，为3.85元/工。1983年三山岛分田分地到户，仍延续以生产花果为主的农业经济。

长毛兔，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桶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各地不断有人“找”到三山。他们不是来旅游的，而是来买兔苗的。这就怪了，这些人干嘛非要千里迢迢，赶到这里来买呢？再说，他们又是怎么知道这个太湖小岛的呢？

说来话长。

三山岛养兔子早就有之，不过那时候是草兔，没多少经济价值。尽管岛上没有黄鼠狼，也没有毒蛇，很适合兔子繁殖，但也没有多少人家饲养。

1980年，村民张柏年第一个饲养拉毛兔，是花3元钱1对从吴江庙港买来的。由于他不会剪毛，繁殖后，只卖兔苗，卖给村上人，还卖给东山人。

同年，沈光华等三家也开始饲养了。是南京外贸公司送给他们的，每家1只公兔，西德种。他们养在家里，跟本地兔子杂交，“下一代”的毛色很好，常有浙江人来收购。他们跟着浙江人学会剪毛。当时的兔毛收购价是每斤102元，沈光华家养了100多只，每年剪五次毛，每次能卖100多元；加上兔苗出售，收入在当时是很丰厚的了。很快，家家户户都饲养了，既剪毛，又卖苗，形成了一定规模。

1985年，国内发生兔疫，各地兔子纷纷病死。南京农科院研究出兔瘟疫苗，控制了兔瘟。独有三山，因为是湖中孤岛，“与世隔绝”，很少受外界感染，兔子大多很健康。村民张侣年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在《农民日报》上登了两次广告，引得各地养兔专业户不断赶到苏州，再到东山，一路辗转“找”到三山，购买兔苗。如此，“兔岛”三山名扬四海，各地不断有人跟着“找”过来，登门求购，其中最远的来自新疆乌鲁木齐。三山人的兔苗收入很快大幅度超过了剪兔毛的收入，养兔人家出现了很多“万元户”。可以说，这是三山人在改革开放之后掘到的“第一桶金”。不少人家的楼房就是那时候造起来的。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国际市场兔毛收购价一路下跌；到九十年代中期，1斤只卖20来元。而饲料价格却逐年上升；加上有些浙江人收了兔毛回去喷水、撒味精，把份量加重了卖给外贸公司。这样，兔毛容易变质，三山兔毛的牌子给砸了，外贸公司不收了。拉毛兔，这个在三山红火了十余年的“金副业”就这么没了。

高枝嫁接：三山人改良柑桔

80年代后期，三山村民发现本土的洞庭红桔和广橙酸性足，籽多等，市场销路不畅，三山人对其进行嫁接改良品种，有温柑（无核蜜桔）椪柑等等。由此，三山村民都熟练地掌握了桔子的嫁接技术，隔湖的洞庭东、西山人纷纷前来邀请三山的高手前去帮他们进行高枝嫁接，改良桔子品种，高枝嫁接技术在当时也作为三山村民的一项主要副业收入。

岛人办厂：“开关厂”

上世纪八十年代，苏州农村乡镇工业蓬勃发展，进入高峰期。广大农民身受其益，“无工不富”成为共识。三山人也动足脑筋，办过几家工厂。

其实，文革前岛上也办过工厂。最早是轧糠厂。起因是当时大队里买了机船来给农田打水，停在娘娘庙前的水浜里，闲时，就利用机器来轧糠，后来就在桥头开轧糠厂，由许水根、汪寿法负责，用草干等轧成糠作为猪饲料。后于 年停办。文革中，因药品供应奇缺，保健站就自办药厂，主要生产中药针剂。

苏州乡镇工业发展时期，三山岛上的村办厂第一家是“九二O”生物农药厂，五金胶木厂，办于1975年至1978年，产品为开关胶木件，厂长杨仁发，工人20人左右。

其后有吴县友联有机工艺厂，1983年至1987年，生产有机玻璃等，厂长秦仲林，厂里请的老师傅曾参与毛泽东的水晶棺的制作。

太湖五金厂，为股份制厂，1985年至1993年 后改名表壳厂，厂长许锡明。

玻璃钢厂，1977年至1981年，生产玻璃钢黑板、玻璃钢瓦等。还有私营的缝纫机零件厂。

吴县三联排印厂，1987年至1996年。该厂先是三山村与上海印刷三厂、东山粮管所联营；后与苏州印刷总厂联营，改名印刷厂，因三山岛缺电，迁址到东山，厂长秦建平。

吴县思梅食品厂， 1991年至1998年，厂长吴惠生。苏州出口日本盐渍梅的第一只集装箱，就是该厂的产品。由于厂内环境清洁，梅子质量好，生产工艺讲究，所以开头两年外销非常兴旺。第一年就赚了15万元，皆大欢喜，头脑发热，第二年扩大规模，新造4个池。“胃口”大了，三山的青梅不够“吃”，去西山再收，足足收了上万担，每担3.58元，是青梅收购价的最高峰。但也正因为梅子是外销为主，内销很少，加之技术含量低，开办容易，很快厂家纷起，梅子生产太多，日本市场过剩，外销渠道萎缩，产品大量积压，思梅厂最终亏损60万元后关门。

三山岛还曾开设过地毯厂、缂丝厂。岛上办厂，确实不宜。主要原因是湖岛僻远闭塞，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昂，引进项目、人才十分困难，资金、能源、信息、技术、管理，也都落后、匮乏。即使像食品厂这种传统型、作坊式的工厂，因地制宜，原料、技术、劳力都有优势，但还是因为信息不灵，国际市场一有起落，便一撅不振；其他产业更无优势可言、难以生存。

三山岛上办不了厂，也不再办厂，这其实是件大好事。首先是保护了生态环境，作为行政村而无工厂，三山可称是苏州地区的唯一“净土”，至今仍无工业污染和机动车尾气；其次，也逼着三山人另谋出路，开发最适宜在三山发展的“无烟工业”：旅游业。

先奇俱乐部：旅游业大开发的一曲“前奏”

1993年5月下旬，大批人马登陆三山，随行还带来许多大型机器：挖土机、搅拌机、翻斗车、吊车等等；同时，还有大批的钢筋、水泥、砖瓦、黄沙、石子等建材“涌”上岛岸。从此，轰鸣的机声、嘈杂的人声，打破了湖岛古村百年如一的悠闲和平静。

28日上午，在欢闹的锣鼓鞭炮声中，三山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型工程项目——先奇俱乐部破土动工。

这个预算超过千万元的大项目，从洽谈到开建，总共只花了两个半月。合作双方，当时的吴县农工商总公司（不久改名先奇集团、为江苏省首家集团公司）和三山村股份公司，都对项目下定了决心、充满了热诚。“先奇”投入资金，三山村以土地作股，联手开发湖岛旅游业。这是三山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从传统、封闭的农业自然经济，走向以旅游业为主的现代的、开放的产业化经济。

然而好事多磨，开工后，项目进展并不如人们期望和预料的那么顺利、快速。原因是，先奇集团自身经营有误，战线拉得过长，投资点布得太多，造成资金紧缺。再有，三山岛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尤其是不通电，施工建设、旅游经营全靠柴油发电机“自发电”，成本更高。

但先奇集团毕竟是本地的国有企业，他们信守承诺，顶着困难坚持开发。先奇总经理杨景明说过这样的话：“这个项目即使亏了，也是亏在吴县、留在三山。”半年后，基础设施基本建成，俱乐部开始营业，接待各地游客。

俱乐部董事长由杨金明亲任；三山村党支部书记吴惠生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总经理对外招聘，首任杨德明，曾在西班牙从事过旅游业，因此重金诚聘，月薪高达上万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杨德明在任一年，后由原吴县公交公司负责人吴兴生接任。两年后，原东山镇团委书记汤建东接任，在任一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先奇俱乐部曾经兴旺过一、两年光景，最好的时候一个月的利润有过9万元。位于吴县城区黄金地段的“先奇广场“上，“高炮”广告“吃在先奇，玩在三山”高耸云天，引人注目。

然而好景不长，1997年夏天，“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国家宏观调控，压缩投资，收紧银根。加之先奇集团摊子铺得太大，子公司多达60多家，本来已不堪重负、度日艰辛，其时资金链断裂，破产倒闭。三山项目随之关门

不过，也真如杨金明所说，“亏在吴县、留在三山”----旅游业开发的基础“留在三山”了。其中有硬件：道路、桥梁、景点；有软件：旅游业经营管理的理念、知识和经验；还有知名度：巨额的广告投入，使得“太湖蓬莱，文化三山（当时广告语）”传遍长三角地区和四海内外。所以三山的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先奇俱乐部”尽管“昙花一现”，但作为一曲“前奏”，它已经在本村群众和外地游客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袅袅余音”。一旦时机成熟，三山的旅游业大开发就会“东山再起”！

历史性的飞跃：通电、四线合一光缆

三山，是苏州地区最后一个通电的行政村。

早在七十年代中、后期，苏州地区除三山之外，都已通电，从而奠定了大力发展乡镇工业的坚实基础。而这时，三山仍处在“没有光明、没有动力”的原始、落后状态。

1977年 月 日小姑生产队，购置的一台八千瓦的小功率柴油发电机，开始“自发电”，供社员晚间照明。这一“亮”令其他生产队羡慕不已。不久，其他四个生产队也相继购置柴油机发电。洞庭石矿购二台波兰产的黑白电视机。后来小姑生产队也买了一台21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放在蚕室里，晚上让社员们看电视。结果其他生产队的人纷纷前来“轧闹忙”，人满为患，“电视室”不得不“暂停开放”。后来五个生产队都有了“电视室”，晚上秩序才好转。

有了“自发电”，广播喇叭装进家家户户，由东山广播站葛才兴、三山岛秦永原、潘静华等负责安装。家用电器也开始进入“先富”人家； 1994年，还借此开通了“微波电话”。尽管因为“限时供应”，很不方便，但这个古老的小岛上总算有了些许“现代文明”。

1983至年间，三山“分田到户”，村、组的集体经济能力减弱；而村民的家用电器越来越多，用电量数倍于前，致使各组（其时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组）的“自发电”难以为继。为此，村里于1983年购进一台“50千瓦”，用于全村统一供电。1988年，又换购了一台“75千瓦”，并在当时县人大的支持下，获得每年12吨“平价油”的指标，用于发电。

然而，好景不长，“自发电”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经济转轨之后，平价油越来越少，用“议价”的成本太高，而且只能“限时供电”，不仅影响村民的生活质量，更严重地制约了三山的经济发展。因此，九十年代前后，村党支部就将争取早日通电，定为全村的头等大事和实事。通过长达十年的不懈努力，在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企业的大力支持下，2000年1月18日，湖岛古村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通电了！“四线合一光缆”，由2006年3月18日开通。

至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旅游业大开发“只欠”的“东风”劲吹了，三山人东山再起了。

盛世兴旅游 “农家乐”乐农家

1983年6月，苏州市和吴县文化界的领导，和一批相关人士来三山开会，商讨三山古人类遗址和风景资源的保护、开发事宜。因村里的招待所过于简陋，客人们便分散住宿在条件较好的村民家中。二十年之后，有人将这次会议的住宿方式，称之为苏州地区“农家乐”的“起源”。

也就在这时，因为采石矿停办、长毛兔热“降温”、工厂“开开关关”，三山经济发展路在何方？而上级和外界对古人类遗址、和岛上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越来越关注、重视，自发来岛的游客也日见增多。这些都启发、促使三山村党支部，开始将发展经济的目光转向旅游业。

但这需要巨额投入，而且是长线投资，见效慢、回收慢，不是一般人、一般企业能够担当的。在当时苏州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引进外资的热潮中，三山人多次与外商接洽。丰富、优厚、独特的旅游资源，确实吸引了许多实力雄厚的海外有识之士，他们来岛考察、洽谈，有的甚至做了详细、周到的可行性报告，在岛上召开董事会，决心投资三山，开发旅游。然而，因当时政策和观念的局限，这些“中外合作”之举最后都不了了之。

但村干部们因此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坚定了决心。在此基础上，有了后来和“先奇”的合作开发。

旅游开发，广告“轰炸”。游客们看了广告记住了，来了；不少人来晚了，他们不知道先奇俱乐部已经关门了。既来之，就要吃、要住，没了俱乐部，怎么办？三山人想到了十年前的那次市、县文化界会议，便照此办理，由住宿条件较好的村民负责接待，管吃管住。“农家乐”，一种新兴的、由农民自发兴起的旅游形式，在湖岛古村三山率先萌生了；至少，在苏州地区可以这么认为。

2000年1月，三山通电。旅游业大开发的时机到来了。

一年之后，“三山风景区”成立，国庆节正式营业。当年才三个月，门票就卖了6万元；第二年全年60万元；第三年再翻倍，120万元；去年又增至240万元。而全村的50多家“农家乐”、几十辆电瓶车，和花果、蜜饯、茶叶、禽蛋等土特产，由产业带动的各种延伸服务，其收入至少超过1000万元！“农家乐”，乐农家，节假日和旅游高峰时期，三山岛上游客成群结队，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沉寂了上百年的湖岛古村，恢复了历史上的欢闹和兴盛。

创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2006年，三山村投入巨资，在硬件建设上对全岛沿路外环境进行了集中整治。其中游客码头投入60万元；农家乐内外环境改造投入50万元；观光电瓶车停车场投入2万元；沿路绿化投入8万元；路面修复投入10万元；并投入100多万元建造东泊码头一座，和环岛路1.4公里等基础设施。投入20多万元，完善了景区的道路、指示牌、环保垃圾箱和环境绿化，投入80多万元在游客中心原来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完善了接待、投诉、安全保卫、公共卫生间等多方面的功能。对“农家乐”旅社经营户，进行硬件和软件的整治，硬件上对房屋外观墙面、内部装修进行改造。还根据《苏州市农家乐管理办法》的具体要求，规范管理秩序，做到依法经营、公平竞争、诚信守信，确保农家乐经营能够健康有序发展。在软件建设上，投入3万多元，请上级环保部门对三山岛的生态环境进行测评；投入5万多元，对工作人员和讲解员进行培训。工作人员统一着装，挂片服务。三山岛树木茂盛，为了做好山林防火工作，投入资金10万元，修建了防火隔离带。为了保持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创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村里还成立了一支10人组成的环境卫生保洁员队伍，专职服务，长效管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年底喜讯频传：三山村获评2006年度苏州市旅游行业先进集体光荣称号，村书记吴惠生获评先进个人称号；而且先后顺利通过苏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验收和创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验收。后者为全国性的荣誉称号，每三年评审一次，在旅游大市苏州的全市范围内，也仅有3个村获此残荣。

同时，三山景区的门票全年收入更是稳步提高；更重要的是，三山的旅游业发展，开始步入规范化管理的良性循环新阶段，一步一个脚印，前景光明灿烂.

东风号的历史背景

二者各有特点，要根据你的用途或是货物类型才能判断，随车吊吨位小，仅适于轻件，小幅度，小高度场合，作为运输车辆的自卸工具，挺方便的，不用另雇吊车了。但要作为吊装设备，即使同吨位下，较汽车吊在性能及操纵上要差一大截的，所有要看主要看重哪方面了，作为有自卸功能的车辆，运输能力上也会受到起重部分的结构限制的。故需认真取舍。

货运平板车标准尺寸是多少?

1958年，中国自行设计、自己制造万吨远洋船，被列为《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把设计任务交给第九局第二产品设计室。设计人员仅用3个半月时间就完成了整个施工设计图纸，比过去5000吨货船的设计周期缩短了3/4以上。年末，交通部远洋运输局根据设计图纸的要求，委托一机部所属的江南造船厂承造，双方于1959年1月正式签订了协议书。

1959年初，万吨船正式投料开工。第一道工序放样就遇到放样楼场地不够长，无法进行线型放样的难题。放样工人们经过研究，采用按比例缩小3/4的方法，解决了场地问题，并采用了线型活络多用样板，替代单用样板，既提高工效，又节省材料，结果用12天时间完成原计划15天的放样下料任务。

在进入船体装配之前，有关技术人员参阅了数百份图纸资料，并研究学习苏联的造船经验，采用三岛建造法代替过去的双岛建造法，使万吨船底板一上船台，即可分三路同时施工，从而大大加快装配速度。当万吨船分段进入船台装配大合龙，船体车间立即派出全国先进集体严纯辉小组等分别担任前、中、后三岛的装配任务，开展劳动竞赛。工人们苦干实干加巧干，大胆改进装配工艺，创造了隔舱的傍板相互对准水线吊装的定位方法，使装配工效提高4倍多。

万吨船有3根人字桅杆，每根高20余米，重20余吨。当时江南造船厂最大的吊运设备是40吨高架吊车，高架吊车高度只有30米，实际只能吊28米，而桅杆和船台以及船体甲板加起来的高度超过30余米，因此吊装人字桅杆成了重大技术难题。经过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结果运用平衡木的原理，把桅杆吊到甲板上，然后在底脚处烧“马”稳住，再用卷扬机慢慢地拉直竖起来，一次吊装成功。

正当万吨船开工建造之时，中共上海市委号召全市职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造船安装工人通过技术革新，提前完成万吨船主机轴系拉线、照光、安装任务；电气工人安装成航海仪器电罗经；坞吊工人创造了以砂箱代替楞木的下水新方法，改进了新船下水工艺。据统计：江南造船厂围绕万吨船生产技术关键，实现了300多项重大技术革新，改进设计和工艺180余件，大大促进了造船速度，提高了产品质量。万吨船主要结构的焊缝优质率达到98%以上，节约钢材43.5吨，船壳建造成本降低5.5%。

大船下水需要潮水配合。有关方面测算：1959年4月26日黄浦江有大潮水。因此，工厂领导的意图是万吨船于4月26日下水，船台周期60天，比1958年建造5000吨“和平28”号的70天船台周期又缩短了10天。当时，造船工人们劳动热情高涨，他们屈指一算，4月15日也有大潮，因此要求把下水日子再提前11天，船台周期为49天。工厂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最后正式确定：万吨船定于4月15日下水。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下水前的工作于4月13日提前准备完毕。

1959年4月15日下午，江南造船厂为国内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船举行下水盛典，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和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第一机械工业部和上海市海运局的领导以及各兄弟单位的嘉宾等参加了下水典礼。上海市海运局领导代表交通部宣布新船命名为“东风”号的决定。

汶川地震捐赠统计表

货运平板车标准尺寸如下：

一般讲相同吨位的车,车厢尺寸不一定相同，但一般大货车宽度2.3-2.4米，最少2.3米宽。

2.长度一般在8米-10米甚至12.5米。如果不是厢式车货物顶部高度一般离地4.2米，最高4.5米。

扩展资料:

平板车是公路运输的一种常见车辆，因为其比较方便装卸大型、重型货物，而且比相同规格的其他种车型，可以装载更多的货物，深受运输单位的青睐。在运输车辆中，平板车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平板，一种是高低板。平板一般是4米到13米长，13米以上的车长多为高低板。

四川省财政厅接受抗震救灾资金捐赠统计表

截止2008年5月16日12:00

合计:55677.14万元

政府类小记:25257.06万元

序号 单位或个人 金额 备注

1、中共中央统战部 3554.31万元

2、侨办 2012.75万元 海外华人捐款

3、外交部 450万元

4、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500万元

5、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100万元

6、天津市委市政府 300万元

7、天津市委市政府(第二次捐款) 700万元

8、上海市委市政府 1000万元

9、重庆市委市政府 200万元

10、重庆市委市政府(第二次捐款) 1000万元 400万捐阿坝州、300万捐德阳市、300万捐绵阳市

11、广东省委省政府 200万元

12、广东省委省政府(第二次捐款) 2000万元

13、内蒙古自治区委区政府 300万元

14、内蒙古自治区委区政府(第二次捐款)700万元

15、河北省委省政府 500万元

16、山东省委省政府 300万元

17、江苏省委省政府 1000万元

18、辽宁省委省政府 1000万元

19、深圳市委市政府 200万元

20、浙江省委省政府 1000万元

21、宁波市委市政府 1000万元

22、河南省委省政府 500万元

23、江西省委省政府 500万元

24、西藏自治区委区政府 300万元

25、新疆自治区委区政府 400万元

26、湖北省委省政府 500万元

27、湖南省委省政府 500万元

28、安徽省委省政府 300万元

29、海南省委省政府 300万元

30、武汉市委市政府 200万元

31、温州市委市政府 300万元

32、安徽省阜阳市委市政府 60万元

33、江苏常州市委市政府 500万元

34、安徽省铜陵市委市政府 50万元

35、贵州遵义市委市政府 100万元 指定捐赠给阿坝州

36、安徽省池州市委市政府 50万元

37、贵州省黔东南州委州政府 20万元 指定捐赠给阿坝州

38、江西省赣州市委市政府 200万元

39、安徽桐城市委市政府 200万元

40、沈阳市委市政府 500万元

41、江西省大余县委县政府 30万元

42、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委县政府 20万元

43、四川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 100万元

44、江西省九江市委市政府 100万元

45、甘肃省民勤县委县政府 10万元

46、云南省委省政府 500万元

47、贵州省委省政府 1000万元

企业类小计： 29420万元

48、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公司 6000万元

49、中国烟草总公司 5000万元

50、农业银行总行 1500万元

51、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000万元

52、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二次捐款） 1000万元

53、中国银行股份公司 1000万元

54、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1000万元

55、青海省格尔木藏格钾肥公司 1000万元

56、国家开发银行 1000万元

57、深圳证券交易所 1000万元

58、川渝中烟工业公司 1000万元

59、浙江省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万元 通过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捐赠

60、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1000万元

61、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 1000万元

62、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800万元

63、上海证券交易所 500万元

64、四川恒鼎实业有限公司 500万元

65、四川水井坊股份公司 500万元

66、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公司 500万元

67、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300万元

68、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300万元

69、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300万元

70、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70万元

71、北京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150万元

72、南充市商业银行 100万元

73、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100万元

74、新疆建设兵团 100万元

75、河南省郑州商品交易所 100万元

76、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100万元

77、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100万元

78、帝亚吉欧洋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100万元

79、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00万元

80、群光实业（武汉）有限公司 1000万元

81、昆达电脑（昆山）有限公司 100万元

其他类小计 1000.08万元

82、四川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20万元

83、江苏省宿迁市城管局工会（个人） 5.08万元

84、江苏市财政局工会（个人） 4.94万元 指定捐赠北川县

85、贵州省政府驻广西办事处（个人） 2.38万元

86、在黔川人各界商户捐款（个人） 1.23万元 指定捐赠北川县

87、陕西省横山县第二中学90届4班（个人） 0.20万元

88、吉林省于水红（个人） 0.05万元 汶川县受灾儿童

89、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个人） 842.70万元

90、湖北省嘉鱼县官桥村八组村民 123.50万元 其中：集体100万元，个人235040元

2008年5月16日

四川汶川地震社会各界5月16日捐款捐物情况

截止日期5月16日16时

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 300万元

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 1000万元和相应的救灾物资

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 500万元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区政府 300万元

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 1000万元和4000顶帐篷、5万床棉被

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 1200万元

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 1000万元

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 2483.34万元

其中:省委、省政府 1000万元

杭州市政府 300万元；

宁波市政府 500万元；

宁波市属个县（市、区）政府 500万元；

省红十字会 80万元；

省慈善总会 10.46万元；

省外办 10万元；

省民政厅 15.5万元；

省红十字会组织 价值340万救灾物品；

省民政厅组织帐篷 3100顶

省侨联组织 真空包装牛肉干2吨，价值27万元

中共安徽省委、省政府 300万元

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 500万元

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 300万元

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 500万元

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 500万元

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 500万元

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 200万元和价值约250万元的救援物资

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区政府 500万元资金和价值500万元救灾物资

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区政府 400万元

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 100万元

中共江苏衢州市委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政府 420万元

中共包头市委员包头市人民政府 100万元

广西崇左市微崇左市人民政府 60万 白砂糖60吨

中共常州市天宁区委员会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 386.29万 3万件衣物（价值350万元）

二、国家部委

全国妇联 500万元

中国科协 500万元

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 500万元

商务部1万支手电筒、4万节电池、20万支蜡烛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100万元

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 5000万元

中央统战部 3554.31万元和价值1000万元的救灾物质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50万元

中央密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80万元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60万

港澳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3.5亿

港澳办(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1亿

港澳办(澳门基金会) 1000万

外交部 450元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2.55亿(港币) 3052万

三、大型企业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800万元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500万元，五矿发展股份公司300万元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1000万元

河南省川渝商会50万元和价值 50万元食品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1000万元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 230万元；方便面、牛奶、饼干及其他食品总计5000件；矿泉水4000件；工作服200件；安全帽200个；手套200双；胶鞋200双；彩布条5捆；药品车1台/日；工程运输车2台/日；物资运输车12台/日；出动救援人员300人/日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100万元

国家开发银行 1000万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万元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300万元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 1000万元，为参加抢险救灾的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官兵每人提供10万元的意外伤亡保险保障和10万元的意外伤残医疗保险保障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150万元和价值50万元的救灾物资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1000万元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1000万元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519万元

施耐特电气 100万元和价值100万元的电力设备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1500万元

四、各市

浙江省衙州市委、市政府420余万元，其中市、县两级财政捐款22万元，机关、企业、学校和社会各界捐款200余万元

铜陵市委、市政府 50万元

中共温州市委、市政府 300万元

宁波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1000万元

九江市委、市政府 100万元

曲靖市委、市政府 50万元

广西来宾市委、市政府 30万元和10吨大米和10吨白糖

广州市委、市政府 500万元

中共大理州委、大理州人民政府 50万元

中共无锡市委、无锡市人民政府 50万元

中共南宁市委员会、南宁市人民政府 500万元

中共喀什地委、喀什地区行署 200万元

中共孝感市委、孝感市人民政府 100万元

中共桐城市委、桐城市人民政府 200万元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300万元和2000顶帐篷、1000张医疗急救床等救援物资

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 200万元

张家口市委、市政府 30万元

中共西藏昌都地区委员会、西藏昌都地区行政公署 20万元

中共普洱市委、普洱市人民政府 30万元

中共池州市委、池州市人民政府 50万元

五、部队

广州军区政治部 300万元，派出三支医疗队

六、境外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 20000顶帐篷、毛毯、药品及大米等

七、其他

中国人民大学 50万元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万元

湖北省囊樊市一名破产企业下岗干部 1000元

四川汶川地震社会各界捐赠情况

截止5月16日17时30分

又收到“5.12”抗震救灾指挥部救灾物质组发来的社会各界捐赠情况：

广东省委省政府2000万元（第二次捐赠），贵州省委省政府、重庆市委市政府（第二次捐赠）、四川凉山州党委政府、群光实业（武汉）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二次捐赠）、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1000万元，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含职工）842.7万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700万元（第二次捐赠）、澳洲董氏企业集团执行董事董佩永600万元、云南省委省政府、辽宁省沈阳市委市政府、福耀（福建）玻璃工业集团董事长曹德旺500万元，中国外交部450万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茵300万元，江西省赣州市委市政府、安徽省桐城市委市政府、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200万元，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70万元，湖北省嘉鱼县官桥村八组（含个人）123.5万元，四川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法国陈氏兄弟国际集团陈克光陈克威、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施恭旗100万元。

此外，眉山市社会各界捐款785.22万元，自贡市社会各界捐款770.97万元，广安市社会各界捐款629.63万元，海外侨胞捐款200万元。

向我省灾区捐赠物质的主要有：蒙牛集团捐赠牛奶11835件，伊利集团捐赠牛奶1362件、奶粉356件，河南冷王冷藏物流公司捐赠食品2000箱、吊车2台，香港明一集团捐赠奶粉587件，深圳航空公司捐赠各种物质25车，科伦药业捐赠药品2车，天元重工捐食品4车，湖北力克医药公司捐赠药品1车，迈瑞医疗公司捐赠食品650件，四川隆森医药有限公司捐赠药品69箱，津宝长虹胶制品有限公司捐赠雨靴6000双，眉山杨氏贸易有限公司捐赠矿泉水1000件等。